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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见证青海文化发展
时间:2019-10-06

  1977年大学复招,我考进了青海师范学院(现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那时,我是班里唯一带着农村户口入学的青海学生,我们系里也没有青海籍教师,大家对青海的普遍认知是蛮荒落后,没有什么历史和文化可言。我心有不服,但也无法辩驳。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用行动改变别人的偏见。之后的日子里,除了上课之外的几乎所有时间,我都泡在学校的图书馆和省图书馆看书、查阅资料。

  我在省图书馆翻阅资料时,发现了一些古代歌咏青海的诗篇,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和小有名气的青海籍文人,我就决定将这些隐匿于图书馆角落中的诗词搜集整理,让老师和同学们看到。这也成了我学术研究的开端。当然,这些资料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仅靠有限的信息按图索骥,搜罗阅读,终于爬梳出了数倍的古代诗词。

  1980年,我的第一篇论文《青海诗人系谈》在《青海社会科学》杂志正式刊发,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青海的古代文学,引起了青海文化爱好者的关注,这给了初涉学术的我莫大的激励。到大学毕业时,我在省内外期刊杂志上发表了近二十篇文章,逐渐改变了一些同学和老师对青海文化的陈旧看法。

  大学毕业后,我对青海文史的沉迷越来越深,为了搜集整理第一手史料,我跑了全国30多个主要图书馆,记得时间

  最长的一次,我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泡了三个多月。1986年,我的第一本著作《历代咏青诗选》出版,算是那一段学思历程中的重要收获。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也发现有不少关于西藏的诗词,于是又选注出版了《历代咏藏诗选》。几乎在同时,先后发表有关青藏高原诗词的论文近50篇,涉足了前人未曾涉足的领域。

  在翻阅史料时我还发现,魏晋以来尤其是元明清时期,青海出现了一批历史人物,东风悦达起亚k3汽车15款和16款配置有什么区别,很多被写进了正史,同时一些外地名人在青海为官,卓有贡献,可惜大家都不知道。于是,我翻阅浩如烟海的文献,仔细甄别真伪,考据历史源流,著成《青海历史人物传》一书,这也成为我学术生涯前期的代表作。

  在研究精英文化的时候,我逐渐意识到,青藏诗人及其作品只可作为边疆文化现象看,没必要拔高到全国的文学水平评价。相比之下,青海的民族民俗文化在全国独具特质,值得深度挖掘,于是我开始重点研究青海民间文化。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民俗学博士期间,我的学术视野得到较大扩展,开始以国际学术视野和国内文化整体来审视青海民俗文化,也将西北“花儿”和民俗事象等放在国家文化大传统、整体性文化视野、民间文化体系的背景下考量。

  作为从青海山村走出的学人,我对“花儿”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1987年我在青海师大任教时,就专门开设课程,讲授了一学期的《“花儿”漫论》,这是“花儿”作为一门课程首次进入我省大学课堂。教研相长,1989年我出版了专著《“花儿”通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整体性研究“花儿”的理论著作,这部著作的体系性、整体性和创新性在二十多年后得到了学界的很高评价。这是我当时没有预料到的。

  经过二十多年的反思探索,我又发表了《西北“花儿”的研究保护与学界的学术责任》《西北“花儿”的文化形态与文化传承》《苏平的花儿艺术演唱与西北花儿的传承保护》等学术论文,从学理层面上系统论述了青海“花儿”的传承语境、文化形态、生成传承、“花儿”会的文化个性和“花儿”的文化价值。

  早在北京跟随恩师钟敬文先生学习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时,我就对昆仑神话产生了浓厚兴趣。

  上世纪80年代末,我撰写了《论虎齿豹尾的西王母》《中国月亮神话传说演化新论》《河源神话之谜破译》《论西王母的始祖母神格》等十多篇学术论文。1997年,我撰写的“昆仑神话研究系列论文”获得了青海省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无疑是对我研究昆仑神话和昆仑文化给予的一个肯定。

  2005年,我出版了专著《昆仑神话》,发表了《论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等一系列论文,试图以青海昆仑山为核心,全面梳理昆仑神话,系统论述昆仑神话和昆仑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经过我和团队的不懈努力,在2011年全省文化改革发展大会上,青海文化被正式确认为是“以昆仑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民族文化。”2013年,我获批主持青海省第一个国家重大项目《昆仑文化与中华文明研究》,聚集海内外学术精英,对昆仑文化作了全面研究。

  对于昆仑文化的研究,我没有拘囿于本省区域,而是将它放在国际国内的学术语境中对线年以来,我先后策划主办了十多届昆仑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以及与之相关的国际会议,先后有400多名国内外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共同研讨昆仑神话和昆仑文化,并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这些国际会议的举办,提升了昆仑文化在海内外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和相关部门策划组织了“西王母祭拜大典”和“昆仑山敬拜大典”,旨在唤醒民族历史记忆和重构文化仪式、增强海内外中华昆仑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我的学术之路,大致经过了一个“在青海看青海走出青海看全国从国际国内看青海”的过程。我早年比较关注地方的某一种文化现象,难免有地方文化中心论的倾向,后来开始注重从全国、整体、系统地研究区域文化。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并存的地方,文化形态互融共生,于是,我提出了多元民俗文化圈的理论思考。2012年11月,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海多元民俗文化圈研究》结项,被国家基金办鉴定为优秀,标志着“多元民俗文化圈理论”的构建成功。

  我构建“多元民俗文化圈理论”,试图在厘清文化圈、祭祀圈、信仰圈与民俗文化圈层次关系的基础上,以发展的眼光和本土化的理念来观照理论,对多民族民俗文化进行实证研究,概括和再现中国多民族地区多元民俗文化圈的演化规律,并希望对青海的文化建设有所裨益。在此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我策划主持,团结同仁完成了100多万字的《青海民俗志》,受到国内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朝戈金等人的赞誉。

  我主张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背景中观照地方文化,在多元文化的互动共荣中来凝练地方民族文化,在遵循学术伦理规范的底线年学术之路,我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努力把青海的历史文化展现给省外甚至国外的人们。欣喜的是,这些年一批博士、硕士科班出身的实力派研究者参与了进来,将来,在他们的努力下,青海的文化魅力一定会在世界上充分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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